让公众看到真实的中国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质量命题是一个无法回避又难于准确回答的问题，接到这一任务时，我们的第一感觉这是一个难于完成的任务，是硬着头皮接下来的任务。”中国首发、世界首发的分量，让《中国高等教育质量报告》课题组副组长、厦门大学副校长邬大光深深感到，这本中国高等教育系列质量报告总报告的研究制定过程，必定是浩大繁重而复杂的。因为单凭一批专家来进行评价判断，显然无法真正全面准确客观反映出中国高等教育的真实质量。“我们要做的首要工作就是把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家底’抖出来，尽可能用数据和事实说话，让公众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状况。”

        从2014年初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正式立项开始，经过精心挑选，厦门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教科院及合肥学院脱颖而出，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系列质量报告研制的合作团队。

        为突出用数据和事实说话，系列质量报告的研究制定过程中，课题组派出数支队伍赴北京、广东、安徽、吉林等多个省市，对当地教育行政部门主要领导、高校主要领导及教师和学生进行访谈，同时参考了4000多位评估认证专家的质量评估报告、700多所高等学校质量报告、基于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国家数据平台的40多万个数据，并对20多万份专门调查问卷、数百人次深度访谈进行了系统分析整理统计。召开研讨会、审稿会近30次，对每一种观点、每一个结论都反复推敲，务求全面真实。

        “接到任务时，四个深刻感觉，一是工作量大，二是责任重大，三是技术难度大，四是意义重大。”《新型大学新成就——百所新建院校合格评估绩效报告》课题组副组长、合肥学院党委书记蔡敬民毫不讳言当初的那种“心里没底”。

        虽然从2012年开始，蔡敬民就从合肥学院的质量监控与评估处、发展规划处、教务处等部门抽调精干人马，参与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对新建本科高校合格评估的报告撰写工作。但这一次，他明显感觉到《新型大学新成就——百所新建院校合格评估绩效报告》的“不同寻常”。

        “以前的报告都是针对当年接受评估的院校，而今年是面向‘十二五’期间160多所接受合格评估的新建本科院校，几乎占据了我国全部新建本科院校的一半。一定要站在新世纪高等教育发展的新高度，对新建本科院校的发展趋势、取得的成就、存在的问题进行全方位和客观的评价。”蔡敬民坦言，这次报告的研究制定过程必须跳出技术的限制，不能就数据论数据，而是要肩负起为新建本科院校真正实现向地方性、应用型转型进而对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引领的使命。

        一本本肩负着责任与使命的报告，一本本用数据与事实客观评价高等教育质量的报告，其研究制定过程，显然不是一朝一夕。

        《中国高等教育质量报告》课题组从去年初就开始酝酿，从拟定写作提纲到9月份形成初稿，整整用了将近6个月时间专门从事文本写作、改稿，又用了近3个月时间反复讨论修改。这还只是文本写作的过程，其前期积累又何止如此？

        从2012年起，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连续研究制定了未公开出版的系列高等教育质量年度专项报告。为完成《中国高等教育质量报告》研究制定工作，研究团队还对200所参加合格评估、审核评估学校和600个参加专业认证的评估认证报告、700多所高校发布的2014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进行了全面分析。

        在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院校评估处处长刘振天的记忆中，研究团队、研究框架和分工明确后，在梳理线索、收集材料、形成观点的过程中，不时产生激烈的思想碰撞。什么是高等教育质量？研究制定系列质量报告，应该站在什么立场上？应该用什么方法来表现中国高等教育质量？

        “观点在碰撞中逐渐清晰，以高校本科评估‘五个度’为主线，站在社会第三方的立场上，用数据和事实说话，公正客观看中国高等教育质量，呈现一个真实版的中国高等教育质量面貌。”刘振天说。

        “在编制中国高等教育质量报告时，课题组尽可能避免过去单一的评价方式，而是试图提供一个多棱镜，能够让不同读者从不同角度去观测高等教育质量全貌，避免盲人摸象造成片面看法。”邬大光介绍说，为此，主报告采用“五个度”的高等教育质量评估标准，即社会需求适应度、培养目标达成度、办学资源支撑度、质量保障有效度、学生和用户满意度，提供了高等教育质量评价新标准，而且为加强高等教育改革和质量建设提供了重要方向标。

        “在质量报告编制过程中，我们课题组和评估中心不去刻意回避这些分歧，相反，还特别希望能够把这种不同看法呈现出来。在有些章节撰写过程中，我们与评估中心既合作又分开，大家各写各的，最后再把不同意见整合起来。”邬大光说，质量报告编制的总体基调保持两个“坚持”：坚持充分的教育自信和坚持冷静的教育自省。

        一年多的时间过得太快了，但在参与系列质量报告研制工作的几个课题组来说，总有一些片段在记忆中挥之不去——

        原本打算用4个月完成报告的合肥学院团队，一干就是9个多月，报告文本先后修改40多稿；

        新建本科院校相关数据需完善，蔡敬民就带着团队，硬是花费半个月时间，从近170所新建院校《自评报告》和近1500份专家个人评估报告与专家组评估报告等非表格性的文字材料中，一条条抽取相同、相关的信息、数据和观点，形成了数十万计且相当完整的大数据材料，被称作纯手工打造的大数据；

        在核对接受过合格评估院校填报的相关数据时，课题组发现，一所高校将政府经费投资总额打错了一位小数点，于是在完成初稿后，又将所有数据核对一遍，对一些异常数据，一所学校一所学校打去电话，逐一核实，确保数据准确。

        “可以这么说，对于参加研制的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段不寻常的经历。这种经历不仅在于团队成员之间的相互合作支持和理解，更重要的是对于高等教育质量都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和理解。”邬大光说，在编制质量报告过程中，厦门大学代表中国参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高等学校内部质量保障原则及优秀案例项目”。在与国际同行的对话交流中，我们发现对于高等教育质量的理解，中外大学很不一样。“这些差异或差距告诉我们，中国高等教育质量建设必须置于全球视野来寻求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基于这一考虑，我们对原先写作计划进行较大调整，把最后一章的‘政策建议’调整为‘放眼全球看质量’，突出国际上对于高等教育质量的新认识、新理念、新思维和新做法”。

                                                                                                                                              （转自中国教育报第01版）